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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平乐中的夏竦,一个差点谥为文正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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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电影相比,我对电视剧没什么兴趣,近20年也就追过美剧《权力的游戏》。这几天因创作的缘故跳着看了几集《清平乐》。虽剧情较平淡,但总的说来我这烟台老乡张开宙执导得不错。我没有看过原著《孤城闭》,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反面大BOSS,看剧感觉是俊男靓女很多,正人君子很多,而反面人物少了点。那个家庭不和,被婆娘告状,后来离婚的夏竦算是个“奸邪小人”了。

夏竦的“奸邪”形象由来已久,《宋史》记载“竦材术过人,然急于进取,喜交结,任术数,倾侧反复,世以为奸邪。”在大宋时,他虽然工作干得不错,但就是不讨台谏的喜欢。他死后,宋仁宗拟谥为“文正”,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。不得已,宋仁宗才改谥为“文庄”。

那么夏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,为什么宋仁宗要赐谥“文正”,群臣却极力反对呢?

勤政爱民多有政声

夏竦字子侨,生于太宗雍熙二年(),祖籍江州德安(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)。夏竦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封建官吏家庭,北宋真宗景德元年(),朝廷为表其父战死沙场之功,被朝廷录为“三班差使”。

“三班差使”是没有品级的武阶官,“急于进取”的夏竦怎能甘心。好在夏竦很有才华,工于写诗,他向当朝宰相李伉献诗,其中有“山势蜂腰断,溪流燕尾分”的佳句,李伉很欣赏,就向宋真宗建议改授他为润州丹阳县主簿(正九品)。

夏竦这九品芝麻官没干上一年,就被调到京城去了,这次提携他的是王钦若。

王钦若塑像

王钦若和夏竦都是江西人,都属于“南人”。在北宋初期政界,存在着严重的地域歧视,朝廷用人重北轻南。宋太祖和宋太宗时同平章事、参知政事、枢密使等要职几乎全是北人。

仕途的艰难让南人养成了善于揣摩迎合帝意的群体特征,这又让北人更加鄙视。了解王钦若的都知道,他是寇准的死对头,北宋初期有名的大奸臣。夏竦和王钦若走得近,也是被人们视为“奸邪”的原因之一吧。

两人怎么搭上线,不得而知。除了这一身份外,我认为王钦若也是看重夏竦的才华。

王钦若把夏竦调到京城,是来编修大型史学类书《册府元龟》的,这活没点才华还真干不了。

《册府元龟》是“宋四大书”之首,历时八年才编修完,所有编修人员都受到朝廷嘉奖。此后,夏竦仕途顺畅,不断升迁。大中祥符七年()夏竦被任命为东京留守推官。同年,在王旦的推荐下,夏竦开始教太子赵祯读书,这一东宫身份为他日后仕途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时日不久,夏竦升任尚书礼部员外郎、知制诰。

那时的夏竦意气风发,在朝堂上敢于直言进谏,并不人云亦云。

当时以丁谓为首的群臣都迎合真宗皇帝讲求符瑞、神仙,主张大兴土木,唯独夏竦挺身而出,据理力争,阻止这些耗资巨大,又没有什么用处的工程。

真宗天禧元年(),夏竦因家庭纠纷被贬到黄州任知州,这是夏竦在仕途上的第一次挫折。但地方上的历练,即增长了他的才干,又为他赢得了很多声誉。

夏竦出任黄州时,庞籍正任黄州司理参军,夏竦对他十分优待。庞籍一次重病在床,以为自己不行了,就找夏竦交待后事。夏竦安慰他说:“异日当为贫宰相”。日后,庞籍果然为相,由此可见夏竦识人之准。

在襄州任职时,襄州发生大饥荒,百姓流离失所。夏竦多方奔走,寻找救荒之法。夏竦打开公廪,向灾民放粮,同时又劝说全州的富人拿出余粟,共募集到十余万斛,用来赈救灾民。夏竦此举,最终保全了四十六万百姓。皇帝赐书褒谕,百姓感激夏竦的恩惠,就把诏书刻在石碑上,永志不忘。

宋仁宗天圣元年(),夏竦出任洪州知州。洪州此地巫风盛行,当地活跃着多户巫师,当地民众,十分迷信,举凡婚丧嫁娶、修房造坟、生病患疾等,无不求助巫师。巫师们正是利用民众的敬畏和迷信心理,在地方上横行霸道,作威作福,骗取钱财,不择手段。很多百姓受骗后无端死亡,有的还倾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。夏竦到任后,采取了一系列打击巫师的措施,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信鬼尚巫的不良社会风习。夏竦还上书朝廷,详述此旁门左道的危害性,朝廷不久就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禁巫运动。

经略西疆坚持守策

大宋建国六十年间,在边防上注意力一直在北方,西疆一直没有得到重视。而西疆党项一族则在李继迁-李德明-李元昊的带领下逐渐强大起来。

宝元元年(年)李元昊十月十一日称帝,建国称夏,他一面派兵侵扰宋朝边境,一面遣使入宋,请求册之为君。当时的大臣们都认为西夏“小丑可即诛灭”,不以为然,没有制定积极的作战措施。直到三川口之战,宋军一败涂地,朝野震惊,如何对付西夏就成了宋朝的头等大事。

就是在这种背景下,夏竦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使,和他搭班子的是一代名臣韩琦和范仲淹。

班子成员经略西疆的思想并不统一,夏竦和范仲淹主张守势,韩琦主张攻势。

夏竦向朝廷上《陈边事十策》:

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;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;三诏唃厮啰父子并力破贼;四度地形险易远近、砦栅多少、军士勇怯,而增减屯兵;五诏诸路互相应援;六募土人为兵,州各一二千人,以代东兵;七增置弓手、壮丁,猎户以备城守;八并边小砦,毋积刍粮,贼攻急,则弃小砦入保大砦,以完兵力;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,许人入粟赎罪,铜一斤为粟五斗,以赡边计;十损并边冗兵、冗官及减骑军,以舒馈运。

夏竦的西疆经略思想是以大宋为主,诸部族为辅,以西夏为中心,坚持守策才是长久之计。这是在充分分析敌我实力的基础上作出的决策,也是最适合大宋的西疆经略思想。

但在群臣眼里,夏竦没有提出明确的作战计划,认为夏竦所上的《陈边事十策》为敷衍之词,朝臣纷纷弹劾夏竦怯战。

最终宋仁宗还是采纳了韩琦“毕其功于一役”的攻策,结果好水川一战宋军几乎全军覆没,宋仁宗“为之旰食”,这时才“悔不用公(夏竦)言”。

《清平乐》中韩琦

韩琦难辞其咎,主动自劾。夏竦并没有落井下石,而是挺身而出,上言是大将任福贪功冒进导致大败,

韩琦因夏竦得以保全。南宋的洪迈评价此举“英公此事贤矣,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”。

结怨言官反对新政

韩琦回朝后,向宋仁宗汇报了夏竦经略西疆的成就,宋仁宗决定任用他枢密使。但宋仁宗这一任命遭到了群臣的强烈反对。

台谏(欧阳修、蔡襄等),交章论夏竦在陕西,畏懦苟且,不肯尽力……且言竦挟诈任数、奸邪倾险……

竦阴交内侍刘从愿,内济险谲,竦外专机务,奸党得计,人主之权去矣。——御史孙邈

当时夏竦已到国门,言官们讲得更激切,乞求宋仁宗不要让夏竦进殿面君。宋仁宗无奈,只好把夏竦判亳州。

夏竦到了亳州,上万言书自辩。翰林学士孙批答为“图功效,莫若罄忠勤;弥谤言,莫若修实行。”

自从宋仁宗亲政后的十年间,夏竦多被外放,夏竦自认为自己干得不错,这次任命为枢密使,得以回归朝廷。没想到却惨遭群臣口诛笔伐,回归朝廷无望。

与之相对应的是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人受到重用。谏官蔡襄言“罢竦而用琦、仲淹,士大夫贺于朝,庶民歌于路…众邪并退,众贤并进,海内有不泰乎?”蔡襄将这次朝臣的重新任命归结为进贤退邪。

国子监直讲石介是当时有名的“愤青”,他写了一首《庆历圣德诗》,在诗中极力推崇范仲淹、韩琦等人,而把夏竦等称作“妖魃”、“大奸”。

一时间《庆历圣德诗》上了“热搜”,人们争相传阅,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。范仲淹看到此诗,不禁说道“为此鬼怪辈坏事也”。

夏竦丢了枢密使的官职,本来就窝火,现在又被石介称为“大奸”,受到天下人的耻笑,心中的恼恨可想而知。从政治上讲夏竦属于保守派,本来就反对新政,但他和范仲淹、韩琦之间并没有私人恩怨,但经新政派石介这一搅合,也引发了他对范仲淹、韩琦等人的敌视。

夏竦出手了,一出手就直击新政派的“命门”。

庆历四年()初,他就鼓动朝臣说范仲淹、富弼、欧阳修、石介等拉帮结派,是“朋党”,引发了朝廷对“朋党”的争论。

宋仁宗与朝臣论及对朋党的看法,范仲淹回答说“方以类聚,物以群分,自古以来邪正在朝,未尝不各为一党,不可禁也,在圣鉴辨之耳。诚使君子相朋为善,其于国家何害?”

朋党是历朝统治者的大忌,“朋党”前面加上“君子”,它还是“朋党”。范仲淹公然承认自己是“君子之朋”,引起了宋仁宗的疑惧。

同年四月,欧阳修写了《朋党论》,公然宣称“君子以同道为朋,小人以同利为朋,此自然之理也。臣谓小人无朋,惟君子则有之。”还进一步指出“故为君,但当退小人之伪朋,用君子之真朋,则天下治矣。这就是间接承认了他们和夏竦、吕夷简之间的私人恩怨就是“朋党之争”,这无疑是在挑战宋仁宗的心理底线。这让宋仁宗对新政派十分不满,对改革的热情也消退了。

夏竦接着又发动了第二轮攻击,这次直接拿石介开刀。

石介给时任枢密副使的富弼写了一封书信,让富弼行“伊周之事”。伊川和周公都是大名鼎鼎的功臣和忠臣,石介这是在勉励富弼为宋仁宗鞠躬尽瘁。不想这封信竟被夏竦截获了,让女婢练习石介的笔迹,然后把“伊周”改为“伊霍”。“伊霍”取西汉权臣霍光废立皇帝之意,废立皇帝是大逆不道之罪,足以诛九族。

夏竦把信交给宋仁宗,宋仁宗虽不相信石介、富弼敢废掉自己,但加深了对范仲淹、富弼等人的反感。范仲淹和富弼也惊惧不安,都要求外放。不久两人都离开京城,保持原职宣抚地方去了。这两位新政派领袖的离去,也基本宣告了“庆历新政”的失败。

庆历四年()十一月,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搞了个“进奏院案”,随后宋仁宗下诏书公开批评范仲淹这些“朋党”,新政派官员全部被贬出朝,“庆历新政”彻底失败。

石介成为众矢之的,被外放通判濮州,还没到任,就于庆历五年五月,病死在家中。

但夏竦和石介的恩怨还没完。后来夏竦两次造谣石介诈死,让石介差点遭受开棺验尸之灾。

谥号之争文采斐然

保守派得势后,夏竦也逐渐回到了朝廷。庆历六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大名府。庆历七年宋仁宗召他做宰相,又一次遭到谏官、御史的反对,宋仁宗只好改任他为枢密使,并写下了“文行忠信”赐给夏竦给与安慰和勉励。同年,进封英国公。

皇祐三年()九月病故,宋仁宗亲自前往祭奠,辍朝三日。

夏竦死后,起初谥号拟为“文献”,结果有人提出应该避讳僖宗,只好重拟。这次宋仁宗想特赐给自己老师“文正”,结果又遭到了群臣的反对。司马光连上两状,极言夏竦是如何贪婪、无信和奸邪,而其奸邪的面目已是天下共知,仁宗如果执意为其定谥号“文正”,将会无法面对天下正直之士。

面对群臣的重压,宋仁宗只好让步,最后夏竦的谥号定为“文庄”。

仁宗特赐给夏竦“文正”谥号,的确不妥当。夏竦中伤石介、富弼一事,为时人不齿,被定性为奸邪,在重气节的封建时代,夏竦怎能给贴上“正”的标签呢?宋朝的谥法制度已经十分成熟,自有其规矩,仁宗越过考功司、尚书省,特赐夏竦谥号,必然会遭到大臣们的反对。

最后夏竦的谥号定为“文庄”,比较客观的对应了他的生平事迹,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。

《宋史》称夏竦“竦资性明敏好学,自经史百家、阴阳律历,外至佛老之书,无不通晓为文章典雅,藻丽……多识古文学奇字,至夜以指画肤,文集一百巻。”

王珪在《夏文庄公竦神道碑》中也提到“其为文章,闳衍环丽,殆非学者之所能至。凡朝廷有大典册,屡以属之,其誉满天下。”

《清平乐》中展示了夏竦和小妾共同吟唱《鹧鸪天·镇日无心扫黛眉》的情景,其实夏竦最擅长的是作诗。

夏竦少有诗名。17岁时,他在通州狼山,作《渡口》诗/p>

渡口人稀黯翠烟,登临犹喜夕阳天。

残云右倚维扬树,远水南回建邺船。

山引乱猿啼古寺,电驱甘雨过闲田。

季鹰死后无归客,江上鲈鱼不值钱。

北宋王辟之评价说:“后之题诗无出其右”。

夏竦20左右岁时,参加制科考试,对策廷下,刚出殿门,翰林待读学士杨徽之见他少有诗名,叫他做“贤良一篇,以卜他日之志”。夏竦乘兴题诗帘内衮衣明日月,殿前旌旆动龙蛇。纵横落笔三千字,独对丹墀日未斜。杨徽之一看,点头称赞道:真宰相器也!

夏竦41岁时,仁宗命他奉使契丹。夏竦因为父死于契丹入侵,不愿拜见契丹国主,上表说:父殁王事,身丁母忧。义不戴天,难下穹庐之拜;礼当枕块,忍闻夷乐之声。坚决推辞不肯前去。他这个表被当时认为是四六(骈文)对偶精绝。

夏竦在文学上的造诣,谥为“文”,当之无愧。严敬临民曰“庄”,夏竦勤政爱民,多有政声,也配得上这个“庄”字。

结语

夏竦宦海沉浮四十年,身前身后争议不断,倾向于新政派的《宋史》把他和王钦若和丁谓列为一传,视为大奸之人。的确,他“立身行事有苟合之处、少有刚正不阿之气、直言谠论之节”,但他绝非大奸大恶之人。他任职地方,勤勉政事,多有政声,在民间的名声很好。“其为郡有治绩,喜作条教。于闾里立保伍之法,至盗贼不敢发……”和韩琦、范仲淹一起经略西疆时,“治军尤严,敢诛杀”,也多有针对形势变化的良策。但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和韩琦、范仲淹有天壤之别,除了他自身原因,也和他身前身后话语权缺失有关。话语权放大了他的负面形象,掩盖了他的正面形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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